第二，它反映了中国制造业部门产业间的部门结构问题。在中国制造业部门，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将产业按照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排序，在1998—2007年间的各个年份，0.90分位数比0.10分位数要高出142%以上。这意味着，在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那么，中国制造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就能获得很大幅度的增长。因此，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也构成中国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第三，它反映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地区间的空间结构问题。在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空间分布上，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将地区按照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排序，在1998—2007年间的各个年份，0.90分位数比0.10分位数要高出117%以上。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同一地区，城乡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巨大差异。这意味着，空间结构的失衡也构成了中国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调结构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经济结构是由经济系统的制度特征决定的。就资源配置效率而言，两个方面的制度至关重要。一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制度。一个受到保护的明确的产权制度，能够保证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和经济活动的自由，从而推动它们对经济环境和获利机会的变化作出合理的反应。二是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企业、产业和地区间的生产率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以效率为基础的动态竞争过程会推动经济资源跨企业、跨产业和跨地区再配置，进而推动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优化，并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在各个层面的均等化。

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可是，在渐进式的转轨方式下，一些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或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广泛存在的政府干预都可能扭曲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市场竞争过程。比如，政府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可能使得一些低效率企业持续留在市场上;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产业组织分散和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以金融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阻碍了产品市场的竞争;政策性的进入退出壁垒影响了企业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在地区和城乡间的流动，进而阻碍了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再配置过程。